古代为啥要重农抑商？揭秘古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

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这条，几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更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说“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首先一个事实是，再“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少。

比如在厉行“重农抑商”的西汉年间，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汉惠帝年间时，就“弛商贾之律”，然后“弛山泽之禁”，然后有了汉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怪现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国成就。就连公认“讨厌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业税，为穷困商人提供“假贷钱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资为商人建造“榻房”，给“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住宿仓储服务。商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他们心里“门清”。

那既然“门清”，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一个原因，正是“钱的好”。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财富，就是粮食。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但商业，也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以汉代晁错的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农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买必倍”。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威胁。

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年间时，当时的“诸子百家”就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而商业盈利太快，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

而对于封建皇帝来说，这事儿，可不止是抢点劳动力的事儿。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时，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二十年后，他更对太原三百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在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在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

参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19世纪初的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

可此时的清王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如果还抱着“重农”，无视工商业的利益，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社会的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就形容当时“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黄爵滋更哀叹“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

看过这个就明白，为什么接下来的鸦片战争里，大清会被打到这样惨。惨败的背后，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农抑商”，背后多少辉煌，却又多少教训。

艺术大观期刊

科技创新与应用官网

今日自动化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