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涉及哪些方面？为什么没能成功呢？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士大夫集团与王安石冲突之一“三不足”

任何时期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不可避免伤害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改革却往往是以思想文化的改易更革为先导，从思想文化角度为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任何变法都是要在既有的主流政治文化环境下进行的，想要变法获得成功，要获得合法性必然要搞好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为了从政治文化上获得支持，王安石采取的策略仍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之内进行“托古改制”，但仍然被反对派从政治文化予以攻击，针对反对派从政治文化层面提出的攻讦，王安石则以“三不足”精神及其理财思想进行破局。

“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柱，从现代来看“三不足”其实就是常识，但在当时敬天法祖的主流文化之下，这就关乎宋王朝整个政治合法性，所以“三不足”无异于对于王朝根基的釜底抽薪，是带有大逆不道的反叛性的，这在当时士大夫群体中应该是讳言的，更谈不上光明正大地获得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因为要是士大夫支持了，就变相的会削弱士大夫集团的权力。

一、天变不足畏

王安石变法之初，那些反对派的官僚士大夫们便都以“天变”为借口劝说宋神宗放弃新法。如御史中丞吕诲在熙宁二年六月，曾上疏宋神宗，认为“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桡浊。”“固无远略，唯务改作”，这样会使得朝廷不得安宁，富弼也曾因为用人一事上向宋神宗说“所进用者多小人”，导致“诸处地动、灾异”，认为应该停止变法，保持“宜且安静”。

面对反对派借“天变”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始终坚持“天变不足变”的观点。王安石曾在熙宁三年的时候，重新整理了“洪范传”给宋神宗，希望以此来说服宋神宗取消对“天变”的恐惧，坚定变法的决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在宁七年又发生了旱灾，虽然这不是变法导致的，虽然自然灾害一直都有，但是只要在王安石主政变法的时候出现，都一样会被作为攻歼新法的理由。

士大夫及皇帝都坚守“敬天畏天”的原则，“天命观”是北宋政权来源合法性的重要支持，所以呢，宋神宗为了获得合法性及士大夫的支持，必须要对此原则坚守不移。王安石为了变法却提出“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这样不紧容易动摇赵家的合法性，更会动摇士大夫集团参政的权力，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天变不足畏”，是因为“天变”是士大夫用来限制及绑架皇权的政治资源。

《富弼传》载，王安石在熙宁二年的二月，就曾发表过灾异是天数，和人事无关的言论，富弼却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士大夫集团往往以“天变”来批评皇帝，规范皇权的使用及皇帝行为。士大夫当然不可能放弃这个让他们能够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政治支持。因此，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才会招致反对派士大夫激烈的反对。

士大夫集团与王安石冲突之下“党争”愈演愈烈

王安石开始变法，士大夫集团与皇帝是达成了共识的，认同和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是北宋时期的各项弊端，士大夫集团内部在同意进行改革除弊之下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以及政策施行的规模及缓急等，使得士大夫内部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在涉及基本体制的大规模变法中日益激化，并最终形成变法派和反对派的新旧党争。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争和其他朝代的党争又有着极大的差别，如东汉党锢、明末党争及唐代牛、李党争都有宦官势力的影子，其他朝代的党争“宦官操纵党争”都不一样。

一、理念的分歧导致党争的形成

王安石变法之前士大夫阶层都能认识到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三冗”问题便是弊政的集中体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都怀着高度的责任感都通过上书来批评时政、指出问题所在。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士大夫都主张通过改革来匡救时弊，实现富国强兵，不管主张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对社会问题的存在及改革的必要性并无分歧。

新旧党争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如何改革，改革的重点以及施行的缓急等方面，在王安石变法中，面对“三冗”造成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相同问题，变法派与反对派却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王安石主张通过“理财”，就是发展生产以增加财政收入，其实质是以“开源”为主，司马光等反对派则主张通过减少皇帝曰用开支及对大臣的俸禄、赏赐来“节流”。

苏轼的《嘉佑制策》中，对于“三冗”问题建议从皇帝开始节用，精简官制，以减少冗费。在经济财政方面，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反对扩大税收，为促使民间经济的正常运行主张废除国营专卖。司马光则主张在经济财政上，主张“摒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有这种分歧其背后有政治文化差异的影响，不管是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在国家危机时刻都抱持着匡扶济世的政治责任感，这无疑是北宋士大夫共同特征。

北宋财政不足除却“三冗”及对外赔款的支出巨大之外，从财政收入上也由于兼并之家及官宦之家的偷逃赋役而有所减损。所以从苏轼、司马光较为保守稳健的改革措施来看，他们并未触及这部分人的利益。那所谓的轻徭薄赋其实对于失地农民并没有什么意义，同时也不会改变小地主被豪族地主吞并的命运。

我们都知道，北宋当时决策中的士大夫大多是大地主阶层，因此对于政治系统的支持及需求的压力来源大地主阶层和富商豪族，这里就能看出苏試、司马光的建议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但是也不会影响社会各阶层对于政治系统的支持，处于一种保守的政策。

王安石的变法派在理财上不同于苏轼、司马光的传统的节流看法，而是偏向于开源，即是通过促进民力、发展生产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即是他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这个并没有问题，在现代常识里就知道生产发展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途径。但反对派则认为王安石所说的国富民强之论，只不过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管桑之术，是盘剥民利的暴政之术，党争开始慢慢形成。

二、“共治天下”一事激化党争

北宋的“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形成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对于国事决策及参与就更无所顾忌、甚至设有专门机构专职批评谏议皇帝，虽然这样容易出台较好的国策，但同时士大夫之间的政见分歧也容易造成党争。初期这种分歧最终决定权仍由皇权掌握，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宋朝皇帝对待党争的态度，基本上是默许和作壁上观，以达到使臣下相互牵制的目的。

“共治天下”是北宋士大夫集团与皇帝共治天下演生出的一大政治特征，但是随着王安石的变法，宋神宗从裁判变成了参与者，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的前期是得到了宋神宗强有力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宋神宗的强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政策才能来的又快又凶，虽然士大夫集团是同意了王安石变法的要求，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却也打了士大夫集团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导致士大夫集团其实是站到了宋神宗的对立面了，因为宋神宗此时已经是参与者，对于党争，王安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从宋神宗和司马光的对话可以看出，上曰：今天下汹汹，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王安石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是“拗相公”，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以及意见，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一手包办，特别是变法的具体内容，从制定到实施都是由自己一手操办，这样一来，就和宋朝的政治文化想悖论，本来都是由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王安石一来就变成了王安石和皇帝共治天下了，其他人就得一边听从吩咐就可以了。

王安石在变法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了，这就造成了反对派对变法的愈加阻烧，对新政的施行产生更大的影响，宋神宗为使变法顺利进行，只好更加坚定不移的站在王安石背后，但是反对派在面对权力的失去愈发不满，使得变法中的党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就是宋神宗也置身党争之中，让整个党争渐趋激烈，直到宋神宗无力抵抗整个士大夫阶层，只好投降认输，罢免王安石，启用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一次变法，这次变法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争议之大都是世间少有的，王安石变法从思想基础上，虽是托古改制，但仍是对当时主流士大夫集团治国政策所偏离，因此也受到士大夫集团的反对，整个变法的过程都是由于政治理念上的冲突，最终导致政治分裂形成党争，随着宋神宗无奈之下罢免了王安石之后，士大夫集团部分人因此尝到了甜头，导致党争愈演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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